抱错孩子？那是影视剧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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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守家在地最方便了，很少跨省。所以，每一个来协和生孩子的外地病人，都有一个故事，或者一部旁人不知的血泪史。

今天剖宫产的是一个有前次剖宫产史的山西孕妇。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当地县医院生的，没怀到八个月的时候，破水了，好不容易保胎保了一个礼拜，开始有宫缩，只能顺其自然让孩子出生。宫口开到6指时，胎心突然不好，赶紧拉去做了剖宫产，结果孩子出来时不哭，抢救十多分钟才有呼吸。

孩子出生后能不能在五分钟内建立起有效呼吸，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能不能敞敞亮亮地哭出声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称生命的“黄金五分钟”。虽然早产儿的命抢救回来了，但是孩子大了以后不会走路、不会说话、面部表情扭曲，身体和四肢都异常地发紧，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两个上肢也是时刻都在比比画画，怪人一样。十岁时家长终于鼓起勇气带孩子到北京儿童医院看病，诊断为脑瘫，却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早期治疗机会。

这次怀孕，不知道他们两口子是找了熟人，还是花了大价钱，总之通过B超看过胎儿性别，发现肚子里头是个女孩，于是说什么也不同意做剖宫产。

我问她：“为什么不做剖宫产？”

她说：“大夫，肚子里的这个是女娃，我们还打算再生个男娃。”

我说：“您已经剖过一次了，子宫上留有伤疤，我详细看过您的手术记录，上次因为是早产剖宫产，子宫下段形成不好，所以您子宫上的切口是纵行的，万一长得不结实，生孩子的时候子宫会被撑破的，医学上这叫子宫破裂，几分钟的工夫大人孩子的命可能就没了，还提什么生下一胎，还提什么生男娃、生女娃？”

她不吭声，但显然是无动于衷。

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不准，你肚子里头可能是个男娃呢。”

她惊诧地盯着我说：“大夫，您是不是在说胡话？人家B超超出来的还能有错吗？”

“我当然不是说胡话了，你以为B超是什么高精尖武器啊，不过是隔着肚皮看子宫里头的黑白影子罢了，只要你家孩子没落地，男孩女孩这事儿还真说不准。想方设法通过B超看胎儿性别的人多了去了，说是男孩，生出来却是女孩的我见多了。B超大夫最容易把盘曲在胎儿两腿之间的一小截脐带看成男孩的小鸡鸡了。”

她狐疑地看着我，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什么，可还是不签字。这时候他丈夫来了，我把刚才的话又苦口婆心地和她家男人原封不动唠叨了一遍，总之，目的是让他们夫妻二人同意做剖宫产。

她丈夫说：“我们家隔壁的二嫂就是第一胎剖腹的，但是人家第二胎就自己顺生了，你们协和的水平难道比不上我们县城的小医院？怎么就不让我们生，非要给我们剖呢？”

我说：“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做过剖宫产的女人再次怀孕都是有可能顺生的。但是你老婆不一样，她上次是未足月剖宫产，子宫上的切口是纵行的，也叫古典式剖宫产，再次怀孕发生子宫破裂的风险相当高。一旦子宫破裂，谁也承担不起这后果，一尸两命说的就是这种人间悲剧。协和不是不能帮您生，协和是不能拿您老婆孩子性命去冒险，你听明白了吗？”

丈夫皱了皱眉头，我感觉他似乎动心了。他接着问：“大夫，我听人家说一个女人一辈子只能剖两回，剖过两回以后就没法再怀了，是吗？”

我说：“剖宫产确实是一次比一次难做，但绝对没有只能做两回的说法，剖过三回、四回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只要手术顺利、身体恢复得好，再生一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大夫，不怕您笑话，我们第一个孩子脑瘫，肚子里的这个是女娃，不论好不好，我们肯定还得要再生一个男娃，农村里没有男娃不行啊。”

“我明白，我不笑话你，你们的难处我知道，你们两口子早就知道这是个女孩，没有把她引产掉，我已经是非常尊重和佩服你们了。”

“佩服个啥，我们就是农民，大道理也不懂，村里确实有很多家都引产过女娃，听说往肚子上扎一针孩子就死了，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有模有样的小人儿，真是罪过，我们干不出那事儿来。”

“举头三尺有神明，好人总会有好报的。”

“那，大夫，我还听人家说……”

现在的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宁可听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趁着短时间内互相建立起的些许好感，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果断打断他：“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人家说了，也别再道听途说，你就听我说，我是你的主管大夫，我保证对你负责任。”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一心为他们好的打断和武断，最终引领这对夫妇做出了理智和相对安全的选择。

这一台手术由许教授带着琳琳做，我管接新生儿，庞龙回产房看家去了。

剖宫产的手术台下一般需要两个人，一个巡回护士，一个产科医生，产科医生负责新生儿，这个活多年来在协和叫作“接孩子”，是指在手术台下把从子宫里捞出来的新生儿接过来，放到开放暖箱上，擦干、保暖、吸痰、适当给予刺激，协助孩子顺畅地哭出人生的第一声腔调。然后处理脐带，戴上写有孩子和母亲信息的手腕条，最后安全地把孩子护送回产房交给护士。护士帮孩子洗过人生第一个澡后，包得香香暖暖的放在母亲身旁，就大功告成了。

许教授捞出孩子后，琳琳利落地断了脐带，我在台下接过热气腾腾的宝宝一看，天啊，被我说中了，真的是个男孩。

我用开放暖箱里早就烘烤得热乎乎的大毛巾迅速擦干宝宝身上的羊水，摆好他的头，一边叼着吸痰管清理呼吸道，一边惊讶地看着他不停乱动的两腿之间比宝塔糖还略小一号的小鸡鸡。我用手指轻弹他的小脚心，哇，响亮的哭声回荡在整个手术间里，引来两个隔壁等待麻醉还没上台的外科大夫过来看热闹。我回头看了看产妇，她大颗大颗的眼泪正扑簌簌地往下掉。

许教授在手术台上肯定已经感到了她身体因为抽泣导致的剧烈颤抖，说：“这幸福的哭泣让我们没法下针了，心情我们理解，但是再坚持一下下好吗？您再抽抽搭搭，肚皮缝歪了我可不管。”这话说得手术台上的产妇又破涕为笑，肚皮仍然颤动。许教授在半空中举着持针器和镊子，唯一露在外面的一双大眼睛看着麻醉机上跳动着的各项生命数字。我能猜出她因为幸福的无奈口罩下面高高翘起的嘴角。

婴孩的第一声啼哭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太重要了，对家有一个脑瘫患儿的母亲来说，这哭声显得更加重要。作为一个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老百姓，在内心深处，她一定千真万确地认为，上个孩子的脑瘫就是因为生出来时没哭明白造成的。而实际上，虽然宫内缺氧和新生儿窒息是脑瘫的主要原因，但是对脑瘫患儿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很多脑瘫孩子出生时根本就没有窒息，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出生时哭得响亮，可还是脑瘫了，很多意外在妈妈的肚子里早已注定。

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专挑这些不容易让人接受的客观事实说，但是，在替产妇喜悦的同时，我们必须记得再过上几天，等她抱着孩子出院回家时，在交代别的注意事项时，一定要顺带说上一句：“您有过一个脑瘫的孩子，这个孩子虽然现在很好，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多观察，定期来儿科随诊，不太严重的脑瘫只要及时发现并且及时进行康复训练治疗都是有希望的。”

医生总是多虑的，医生看一辈子病，似乎永远都在寻找表征和病因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一些病例中，因果之间永远存在矛盾，永远有特例、有意外、有我们解释不清的事情，这让我们的内心不像普通人一样单纯，不像普通人一样容易确信，我们的幸福指数总体不高，或者也可以说，让我们幸福的兴奋点似乎永远和普通人不在一个层面上。即使在产房，在手术室，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快乐也只是属于他们的，医生的内心，永远专心注视背后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和隐秘玄机。

结扎了脐带后，打好手腕和脚腕条，我左手拖着宝宝的脖子，右手拎着他的两只小脚丫，把屁股递给他妈妈看，边说：“快看看，大惊喜，是个儿子。”

她立即停止了刚才的喜极而泣和破涕为笑，瞪大眼睛惊诧地问道：“这是真的吗，大夫？”

“眼见为实，您自己看。”

她用力把头扭向我这一侧，一边盯着孩子的小鸡鸡一边说：“真的，真的，是个带把儿的，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我说：“这里凉，我要先推孩子回产房，孩子洗完澡后再和你会合，到时候看个够。”

她连连说：“快去告诉我家男人，他有儿子了，他有儿子了！”她一边说，一边恋恋不舍地看着推走婴儿车的我，一直将我和车以及车里的孩子目送到手术间门口。

我推开手术室的大门，朝外走廊喊了一句：“王艳的家属在吗？”从众多的手术等候人群中哗啦啦一下子冲出足有七八个家属。我对孩子爸爸说：“恭喜，是个男孩，大人孩子都挺好。”

孩子的爸爸听到是个男孩都傻了，死死地瞪着我，一双浸满汗渍的大手狠劲地抓住我的两条细胳膊，连珠炮似的问：“真的吗？真是男孩？真的是男孩？”

我说：“嗯，没错儿。”

“大夫，没抱错吧？”

我说：“怎么会呢？整个手术室里这个时间段只有你老婆一个人在做剖宫产，想抱错都难。你们继续留在这儿等产妇，我先送宝宝回去，孩子洗完澡后正好大人也回病房了，一家人再团聚。”

他说：“那是B超看错了？妈的，我塞给那大夫500块钱呢。”

我说：“反正眼见为实，这就是你儿子，你看，他的小眯眯眼和你多像啊。”

“嗯，像我，确实像我，像我的小眼睛。哎，大夫，孩子哭得好吗？”

我说：“放心吧，哭得响着呢，把我们手术室的房盖都快掀开了。”

听着身后一家老小的欢呼和互相祝贺的声音，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这幸福感分享自这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夫妇，一份喜悦在和别人分享时，它确实变成了两份喜悦。此时，喜悦、幸福、成就感化作能量和动力，我不再觉得累，推着孩子快步走回产房。

1997年的时候，听到的多是家属们的欢笑声，然后是连声的谢谢大夫、谢谢大夫，绝大多数时候，接了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推着孩子回病房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推着婴儿车在手术室门口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家属中有拍照的，有录像的，有用手机的，有用卡片机的，还有用专业相机的，更有甚者，肩膀上扛着写着某某TV标记的专业摄像机。

我们大夫特别害怕这种围观。宝宝太稚嫩了，一群人围着他说话，唾沫星子横飞，万一这些飞沫里含有细菌或者病毒，传染了孩子可了不得。还有个别人爱心泛滥，特别喜欢摸人家孩子的脸蛋。在情理上，家人用亲密接触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当大夫的都理解，可一旦发生新生儿感染，后果就严重了。孩子要是被送到儿科，立马从母婴同室变成天各一方，孩子打针输液受罪都是暂时的，要是母亲不能时时接触孩子，影响了母乳喂养，那可耽误大事了。而且这些家属多是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多时，还有的是风尘仆仆刚走进医院，来分享亲人添丁进口的喜悦，肯定都没洗手，说不上还有刚上完厕所或者擤了大鼻涕的。

我们一进产科工作，就被主任教育，要严格控制新生儿在手术室门口的逗留时间。因为除了亲人，还有太多人对刚出生的宝宝感兴趣。除了家属，楼道里路过的还有各个科室的住院病人，包括呼吸内科的肺结核病人，感染内科的霍乱伤寒病人，以及很多根本查不出什么感染整天发烧的病人，都可能在去做检查或者治疗的途中路过我们的小婴儿车。

人世间“亲情泛滥”之时，我们这些“天使”只能被迫做扫兴的人。诸如，您别摸孩子的脸；别把您的手套放孩子车上，包被是消过毒的；别录像了，拍两张照片就行了，这里冷，别把孩子冻坏了；回去以后再拍吧，洗完澡交给您拍个够，和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两样；您最好关掉闪光灯，对小孩眼睛不好；孩子吐羊水了，不能让他这么一直平躺着供您拍照，小心呛着；行了行了，要回去洗澡了，一会儿大家再看吧。

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接连放映产房抱错孩子的悲情电视连续剧。影视界扎堆赶时髦不要紧，打那以后，我们“接孩子”的大夫不再是一个人寂寞地推车了，身边多会有一个家属跟着。这些人中老太太居多，其中以婆婆为主，她们更关注新生的宝宝，而产妇的妈大都会选择留在手术室门口，等着肚子里取出孩子但还没完成缝合的亲闺女。

从手术室到电梯大概有两百米的距离，连上八层电梯后才能到达产房。

路上的老太太很少闲着，先问：“大夫，孩子多重啊？”

我说：“等回了产房，先给孩子洗澡再称体重，您就知道了。”

“人家孩子生下来都是马上告诉几斤几两的呀！你们还协和呢，怎么这都不行？”

我说：“咱手术室里没有体重秤，要回产房才能称。”

“哎呀，一个体重秤才多少钱，你们协和家大业大，怎么就不配一个呢？”

我最讨厌别人什么事都不就事论事，动不动拿协和的名头说事，我们协和招您害您了。我忍着，继续解释：“大妈，不是钱的问题，新生儿生下来保暖最重要，刚生下来湿漉漉的不能马上称体重。咱们产房暖和，洗干净了不光称重，还测量身长，打脚印，做档案资料，很多事要做的，别着急。”

老太太面对我的“耐心回应”暂时表示满意，但是片刻过后，她话锋一转，继续发问：“哎呀，大夫，这孩子怎么不哭呢？”

我说：“刚生出来的时候哭过了，很响亮，现在可能是睡着了。”为了避免她再发问，我推着孩子加快脚步往电梯间走。

北京冬天总是很冷，楼道里头风特别大。路过住院处门口时，一直在后面推车的我换到婴儿车的右侧。虽然我也只穿了一套单层棉布的刷手服，外面只罩了一件单层棉布的外出袍，我还是用身体挡住侧面大门吹过来的冷风，快速通过那个风口。实习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保暖，对于新生儿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上了电梯后，可能是报楼层的电子语音把孩子吵醒了，小家伙哭开了。老太太又焦虑了：“大夫，这孩子不是有什么毛病吧？他怎么一直哭啊？”

我说：“没事儿的，小孩子哭就是呼吸，相当于锻炼肺活量。”

“这位小大夫真是伶牙俐齿，对答如流。孩子不哭，您说他在睡觉，孩子哭，您说他在喘气儿，真够逗的。”

“您才逗呢，难道非让我说您家孩子有毛病吗？”

老太太撇了几下嘴，不再理我。

孩子哭了几声又睡着了。老太太的目光从孙子身上转移向我，问：“大夫，怎么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呢？”

说实话，这时候我心里已经非常不乐意了，我们大夫辛辛苦苦为您服务，又帮您往外剖孩子，又帮您推孩子，您一句谢谢没有，一点信任都不给，甚至连这个也质疑，真是太讨厌了。虽然心里不乐意，但我知道不应该喜形于色，就盯着电梯间不停闪烁的楼层数字说：“不会错的，医院有一套安全流程保证这些，您放心吧。”

老太太还是穷追不舍：“哎呀，大夫，这个问题可大意不得，最近正在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孩子都长到十七八岁了，才知道是当年在产房里头给抱错了，真是造孽啊。”

我说：“大妈，您电视剧看多了，那毕竟是文艺作品，而且是极其罕见的情况，您看全中国一年生出多少孩子，多少年才抱错那一个，是小概率事件。再说了，我们协和自打建院以来，没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终于下了电梯，走到产房，老太太看着孩子推进了婴儿洗澡间，一脸的不放心，嘴里还在嘟囔：“哎呀，那么多孩子，不会搞混了吧？”

我继续解释：“不会的，放心吧，每个孩子手上脚上都有标记条的。而且洗澡之前会在病历上用印泥打脚印，每个孩子的脚印就和指纹一样，各有不同，终生不变。”

老太太说：“大夫，我能不能进去看着孩子洗澡，我就怕弄混了，万一养个别人家的孩子您说多冤啊！”然后，她不由分说就要跟着婴儿车进去。

小护士才不理她这一套，一把把她挡在门口，把婴儿车接过去，随手关上了门。

老太太还是不肯离去，她猫着腰，试图通过门缝一直盯着她的孙子。我这时已经完成任务，本来可以去吃中饭，可是看到老太太这副样子实在是气不过。我小步踱到老太太身边说：“放心吧，我们护士弄不错的。您这孙子又不是什么太子，我保证，没人愿意花心思去换，而且，这年头哪那么容易找到大狸猫啊？”

终于还是年轻气盛，嘴比脑袋来得快，本来我说话就快，语言能力又强，加上天天和北京的琳琳混在一起，老北京胡同串子味儿的奚落一股脑儿就出来了，气得老太太直翻白眼。

在逞了一番口舌之快后，我心满意足，迅速消失，没再多想这事。后来我才知道，我奚落了人家，人家岂可善罢甘休。出院之前，老太太不仅到医务处送了批评信，还到许教授那里狠劲给我上了一通“眼药”。

我妈在电话里说：“我的傻闺女，你能用自己单薄的身体为一个刚生下来不会投诉不会叫苦的孩子挡冷风，怎么就不会用你那小嘴忽悠和安抚一下会到领导那里给你上眼药的老太太呢？”

“妈，您是不知道，我们成天哄着病人和家属，哄一句两句也就行了呗，哪儿有心情成天老哄着。您是不知道那些家属，有时候说的话多让人寒心，动不动就协和这个协和那个的，我们协和欠他们什么了？该他们瞎说的吗？”

“协和的地位在那里摆着，老百姓的要求自然会高一些，找毛病挑错也不是不可以的。你倒是豁出去一身剐护着协和，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在给协和抹黑了。再者说，就算千夫所指，人家协和还是协和，千年之虫死而不僵，但是一年里若是接连有几个这样的投诉，你小丫头就自身难保了，踢你走的不是别人，正是协和。我的亲闺女，你可长点心眼儿吧。”

我妈说得对，我不回话，用手绞着电话线发呆。

“你从小爱较真儿，妈知道你做了很多，工作累，希望别人看重你的劳动，尊重你，信任你，但是你想过没有，这医院里除了实习大夫，就你们这些住院大夫最小了，你看有几个家属敢和你们那些教授专家针尖对麦芒的？医院和社会一样，人都爱挑软柿子捏，纵使有100个不信任，99个是要落到你们这些娃娃脸的小大夫头上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慢慢体会吧。”

一天中午我和庞龙在手术室食堂吃饭。他说：“大头儿让我找你谈谈，他说你是个好孩子，就是以后说话别那么冲了。”

“你就直接批评我好了，本姑娘敢作敢当，不就是那个担心大狸猫换他们家太子的老太太告我黑状嘛。”我虽然嘴硬，但是鼻子不争气，还是一酸，噼里啪啦的，掉下了眼泪。

庞龙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批评什么呀，说实话，你那话真挺解气的。有的人天生就是阴谋论者，谁都不相信，觉得别人都是坏人，都在迫害她。我倒是挺羡慕你的，谁没年轻过，谁没愤青过。你和病人家属较真儿，说明你还年轻，还有激情和无关紧要的人斗气。你看看哪儿有老教授和病人家属吵架斗嘴的，一是因为人家老练成熟，修行到家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漠视，人家根本就不把这种事儿放在心上。专家教授都想什么呢？出国开会外带旅游，国内开会博人眼球，走穴开刀富得流油，大伙做事他得头筹。还有就是申请各种科研经费、拿项目、申报各类医疗成果奖，名利双收的事儿还忙不过来，整天就愁着如何和高层领导卫生部跑上关系，搭上人脉呢。谁会在乎这些病人或者家属的小心思啊，谁有工夫和家属生气斗嘴呀！”

“我就是气不过，太欺负人了。”

“你不搭理他们不就完事儿了吗？病人家属的话茬能不接就不接，该回答的提问，按常规来解释，她提无理要求你就说‘好的’，她提意见你就说‘谢谢，我们改’。尽量少说话，漠视本身更冷酷，更有杀伤力，很快对方就不会自找没趣儿了。”

“嗯，知道了。”

“还有一点，哥今天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你工作的这个地方是协和，来这儿生孩子的人可不都是平民百姓。现在产科实行建档制度，还能挤进来生孩子的大都有点来头，你都不知道哪个大肚子是托了哪层关系进来的，这里头的水深着呢，好多关系咱根本得罪不起，都得好好伺候着。伺候好了不见得加官晋爵，但要是惹毛了谁，丢了工作、遭了冷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岁月流逝，回望那颗年轻时候的心，她不想有理智的冷酷，也不想有无形之中的杀伤力，她说话噎人，其实只是想得到尊重和重视，她那么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拼命想得到，也正是因为当时得不到，或者和她的付出根本无法匹配。